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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记》出版100周年,卡夫卡也是那只不幸的甲虫

2015-11-03 10:26 来源:澎湃网 作者:

  《变形记》是卡夫卡的代表作,写于1912年,发表于1915年。今年恰好是《变形记》发表100周年。100年过去了,主人公格里高尔内心所感受到的孤独、冷漠和悲凉,在今天依然能引起读者的共鸣。澎湃新闻获得授权摘录《卡夫卡谈话录》中的部分篇章。本书是卡夫卡的忘年交古斯塔夫·雅诺施记述的卡夫卡即兴谈话录。

 《变形记》出版100周年,卡夫卡也是那只不幸的甲虫

卡夫卡


  1920年3月底的一天,我父亲在吃晚饭时要我第二天上午到他办公室去看他一次。

  “我知道,你常常逃学,到市立图书馆去,”他说,“明天到我这儿来一趟。穿整齐像样点。我们去看个人。”

  我问,我们一起到什么地方去。我觉得,我的好奇让他高兴,但他没有说到哪里去。“别问,”他说,“别好奇,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第二天快中午时,我来到劳工工伤保险公司四层楼我父亲的办公室。他从头到脚仔细打量了我一番,打开写字台中间那个抽屉,拿出一个上面写着古斯塔夫几个美术字的绿色公文包,把它放在自己面前,然后又打量了我好一会儿。

  “你干吗站着?”他停了一会儿说,“坐下。”我脸上紧张的神情使他狡黠地微微皱了皱眉头。“别害怕,我不会责骂你的,”他和蔼地说,“我要像朋友对朋友那样和你说话。你要忘记我是你的父亲,好好听我讲。你在写诗,对吧?”他看着我,好像要给我一张账单似的。

  “你怎么知道的?”我结结巴巴地说,“你从哪儿听说的?”

  “这很简单,”父亲说,“我们每月付一大笔电费。我研究了耗电量为何这么大的原因,于是发现你房间里的灯深夜还亮着。我想知道你都在干什么,就注意观察你。我发现你老是写呀画的,写了又撕,或者把它塞到钢琴下面。有一天你去上学时,我看了你的东西。”

  “你发现什么了?”我咽下一口口水。

  “没有什么,”父亲说,“我发现了一个黑皮笔记本,上面写着《经验集》。这个名字引起了我的兴趣。但当我发现这是你的日记时,我就把它放到了一边。我不想窥探你的灵魂。”

  “可是你读了诗了。”

  “是的,诗我读了。那些诗放在一个黑色公文包里,取名为《美好集》。好多地方我不懂。有些东西,我要称之为愚蠢。”

  “你为什么读我的诗?”我已经十七岁,碰我的东西就是对我的大不敬。

  “我怎么不能读你的诗?我为什么不能了解你的诗作?有几首诗我甚至很喜欢。我很想听听行家们的评论。所以我用速记抄下了你的诗,在办公室里用打字机打了下来。”

  “你抄了哪些诗?”

  “所有的诗,”父亲回答,“我不仅尊重我理解的东西。我让人判断的不是我的鉴赏力,而是你的诗。因此我抄了所有的诗,交给卡夫卡博士评价。”

  “卡夫卡博士是什么人?你从来没有说过他。”

  “他是马克斯·勃罗德的好朋友,”父亲解释道,“马克斯·勃罗德的书《蒂肖·布拉赫走向上帝的路》就是献给他的。”(布拉赫,1546~1601,丹麦著名天文学家。勃罗德的《蒂肖·布拉赫走向上帝的路》出版于1916年,扉页题词为“献给我的朋友弗兰茨·卡夫卡”。)

  “那他就是《变形记》的作者,”我高喊起来,“这篇小说妙极了!你认识他?”

  父亲点点头。“他在我们的法律处工作。”

  “他对我写的东西怎么说?”

  “他称赞了你的诗。我原想,他只是这么说说而已,但后来他请我把你介绍给他。我跟他说了,你今天去。”

  “这就是你说的去看人的事,是吧?”

  “是的,就是去看他。”

  父亲带我走到三楼,我们走进一间布置得很好的大办公室。房间里两张办公桌并排放在一起,一张桌子后坐着一个又高又瘦的男子。他一头黑发向后背着,大鼻子,窄窄的前额下长着一双漂亮的灰蓝色眼睛,嘴唇微微苦笑着。

  “这肯定就是那个孩子啦。”他说,连句问候也没有。

  “就是他。”我父亲说。

  卡夫卡博士向我递过手来。“在我面前你不用害羞。我也交一大笔电费。”他笑起来,我的胆怯消失了。

  他就是神秘的甲虫萨姆沙(《变形记》主人公)的作者,我心中想道。我看见面前站的是个普通的平民,不禁有些失望。

  “您的诗里还有许多喧闹,”父亲走出办公室后,弗兰茨·卡夫卡说,“这是青年人的青春并发症,他们生命力过于旺盛,甚至这种喧闹也是美的,虽然它与艺术毫无共同之处。相反,喧闹妨碍表达,但是我不是批评家。我不能很快变成什么,然后又很快回到我自身中,精确地测量距离。我已经说过,我不是批评家。我只是个被审判者,是观众。”

  “不是法官?”我问。

  卡夫卡尴尬地微微一笑,“我虽然是法庭工作人员,但我不熟悉法官。也许我只是个小小的法庭杂役。我没有什么明确固定的任务。”卡夫卡笑了。我跟他一起笑,虽然我不懂他的话。“只有痛苦是确定的,”他严肃地说,“你在什么时候写作?”

  我没有想到他提这样一个问题。我很快回答道:“晚上,夜里。白天很少写。白天我不能写。”

  “白天是个大魔术师。”

  “亮光妨碍我写,工厂、房子、对面的窗户都妨碍我。最主要的是光,光使我不能集中精力。”

  “光亮也许把人从内心的黑暗中引开。如果光征服了人,那很好。如果没有这些可怕的不眠之夜,我根本不会写作。而在夜里,我总是清楚地意识到我单独监禁的处境。”

  难道他自己不也是《变形记》中的不幸的甲虫吗?我心中突然冒出这样一个想法。

  我很高兴,这时门开了,我父亲走了进来。

  卡夫卡浓眉大眼,眼睛是灰蓝色的。他褐色的脸生动活泼。他用表情传言。

  只要他能用脸部肌肉的运动代替话语,他就这样做。微笑,皱眉,皱起前额,努出嘴唇或撮尖嘴巴这些都是他代替说话的动作。

  弗兰茨·卡夫卡喜欢手势,因此他轻易不用手势。他的手不是伴随谈话的辅助手段,而仿佛是独立的动作语言的话语,是一种交际手段,绝不是被动的反射,而是有目的的意念表达。

  十指交叉,手掌摊开放在办公桌的桌面上,上身舒适而又紧张地后靠在椅子上,脑袋前倾双肩微耸,把手放在胸口——这就是他有节制地使用的表达手段的一小部分,他在做这些动作时总露出请求原谅的微笑,仿佛他要说:“这是真的,我承认我在做游戏,不过我希望,我的游戏能让你们喜欢。而且,而且我这样做也只是为了争取你们片刻的理解。”

  “卡夫卡博士很喜欢你,”我对父亲说,“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我们是因公事认识的,”父亲回答,“我设计了卡片柜以后,我们的来往就更多了。卡夫卡博士很喜欢我做的模型。于是我们就交谈起来。他告诉我,他下午下班后,在卡罗琳娜塔尔的波德布拉德街科恩霍伊泽木匠家‘干几个钟头’。从那时起我们就常谈私事。后来我把你的诗给了他,我们就成了熟人。”

  “为什么不是朋友?”

  父亲摇摇头。“要交朋友嘛,他太胆怯,太内向了。”

  我第二次去看卡夫卡时问他:“您还到卡罗琳娜塔尔的木匠家去吗?”

  “这您知道?”

  “我父亲告诉我的。”

  “不去了,我早就不去了。我的健康状况不允许我去。身体陛下不许。”

  “这一点我能想象。在尘土飞扬的作坊里工作不是什么舒服的事。”

  “您这就错了。我喜欢作坊里的工作。刨花的气味,锯子的吟唱,锤子的敲打声,这一切都让我着迷。下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到晚上,我总感到十分诧异。”

  “晚上您一定很累。”

  “我是累,但也幸福。没有什么比这种纯洁的、摸得着的、到处有用的手工艺更美好的东西了。除了木匠铺,我在农村和花圃也工作过。那些工作都比办公室的徭役美好、有价值。表面看来,办公室里的人要高贵一些,幸运一些,但这只是假象。实际上,人们更孤独,更不幸。事情就是这样,智力劳动把人推出了人的群体。相反,手工艺把人引向人群。可惜我不能到木匠铺或花圃里干活了。”

  “您不会放弃这里的位置吧?”

  “为什么不呢?我梦想到巴勒斯坦当农业工人或手工工人呢。”

  “您把一切都留在这里?”

  “为了到安全优美的地方找到有意义的生活,我愿把一切留在这里。您知道作家保尔·阿德勒吗?”

  “我只知道他的《魔笛》一书。”

  “他在布拉格,和妻子儿女在一起。”

  “他职业是什么?”

  “他没有职业。他只有使命。他带着妻子儿女从一个朋友家到另一个朋友家。他是个自由人,自由作家。在他身边,我总感到良心不安,我就这样让我的生命在办公室里窒息而死。”

  1921年5月我写了一首十四行诗,发表在路德维希·温德尔主编的《波希米亚日报》的星期日副刊上。

  卡夫卡就此机会对我说:“您把作家写成一个脚踏大地、头顶青天的伟人。这当然是小资产阶级传统观念中一幅极普通的图画。这是隐蔽的愿望的幻想,与现实毫无共同之处。事实上,作家总要比社会上的普通人小得多,弱得多。因此,他对人世间生活的艰辛比其他人感受得更深切、更强烈。对他本人来说,他的歌唱只是一种呼喊。艺术对艺术家是一种痛苦,通过这个痛苦,他使自己得到解放,去忍受新的痛苦。他不是巨人,而只是生活这个牢笼里一只或多或少色彩斑斓的鸟。”

  “您也是这样?”我问。

  “我是一只很不像样的鸟,”弗兰茨·卡夫卡说,“我是一只寒鸦——一只卡夫卡鸟。泰因霍夫街煤店老板就养着一只,您看见过吗?”

  “看见过,它常在店前乱跑。”

  “您瞧,我的亲戚的情况比我还好呢。它的翅膀剪掉了,这是真的。而在我,翅膀无须剪掉,因为我的翅膀已经萎缩,因此,对我来说不存在高空和远方。我迷惘困惑地在人们中间跳来跳去。他们非常怀疑地打量我。我可是一只危险的鸟,一个贼,一只寒鸦,但这只是假象。实际上,我缺乏对闪光的东西的意识和感受力,因此,我连闪光的黑羽毛都没有。我是灰色的,像灰烬。一只渴望在石头之间藏身的寒鸦。不过这只是开玩笑,免得您觉察到我今天情绪很坏。”

  我记不清到弗兰茨·卡夫卡的办公室去了多少次。有一点我却记得很清楚:一天下班前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时,我打开工伤保险公司三楼他办公室的门,看到了他的身体姿势。

  他坐在办公桌后面,头向后仰,两腿前伸,双手放松地放在桌面上。弗拉的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读者》稍稍体现了他现在的姿态。弗拉的画和弗兰茨·卡夫卡的身体姿势极为相似,但这纯粹是外在形式相似,而内心却极为不同。

  弗拉描绘的读者被什么东西征服了,而卡夫卡的姿势表达了一种主动的、因而是胜利的献身。薄薄的嘴唇四周漾着一丝笑意,这种微笑与其说是自身高兴的流露,毋宁说是某种遥远的、陌生的、欢愉的、令人感动的余晖反射。他的眼睛总是稍稍从下往上看人。弗兰茨·卡夫卡姿态奇特,仿佛他要为他又瘦又高的身躯表示歉意似的。他那整个形象似乎想说:“对不起,我是微不足道的。倘若您对我视而不见,您就给我带来莫大的快乐。”

  他用一种微弱的、模糊的男中音说话,他的声音虽然在力度与高度方面从不离开中区,却非常优美悦耳。他的声音、表情、眼神,全都透出理解与善良的安详之光。

  他说捷克语和德语,不过更多的是德语。他的德语音调刚硬,类似捷克人说德语时带的口音,但这只是微小的、大约的类似,实际上却是完全不同的。我所想的德语的捷克口音是刺耳的,语言听起来是破碎的。卡夫卡的语言却从未给我留下这种印象。他的语言由于内部的张力而显得有棱有角:每个字都是一块石头。他的语言的刚硬是由追求精确得当地表达的渴望造成的,因此,他的语言的这一特点不是由被动的群体特点,而是由主动的个人性格决定的。

  他的语言像他的手。他有一双强有力的大手,手掌很宽,手指纤细,平滑的指甲形状像铁锹,指节和节骨外鼓,但同时又显得很纤柔。

  每当我回想起卡夫卡的声音、他的微笑和他的手时,我总想起父亲的一段评说。他说:“这是与胆怯的纤细弱小联系在一起的力量;对这种力量来说,一切细小的就正是最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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