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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期封面:两岸对抗中的旧日本军人

2017-02-16 16:26 来源:Vista看天下 作者:易萱

  

  每年4月,日本人富田重亮都要到台北一趟,先到海明禅寺悼念,再去“北投温泉路144号”那栋日式宅院。

  海明禅寺里,安放着他父亲富田直亮一半骨灰。“北投温泉路144号”,则是其父和同僚在台湾的基地。

  和其他相关家属一样,富田重亮一直以来并不知道父亲的真正工作。1949年富田直亮秘密赴台时,他只有12岁,母亲骗他说,父亲是前往日本九州工作。

  直到富田直亮去世二十多年后,以他为团长的“白团”,才有一些蛛丝马迹逐渐曝光。富田重亮也开始了解父亲在台湾从事的秘密工作——日本陆军少将富田直亮和白团曾是台湾等级最高的军事机密之一。他们辅佐蒋介石二十年,核心工作是谋划“反攻大陆”。

  2016年10月,日本作家野岛刚的《最后的大队:蒋介石与日本军人》在大陆出版,又将这些日本军人的秘密工作呈现在公众面前。“反攻大陆”虽以失败告终,但白团确实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两岸历史,而且,这些旧日本帝国时代的军人对台湾军事的影响,至今仍在。


  国军迎来日本兵


  侵华战争失败后,富田直亮再次回到中国大陆,是在1949年11月6日。当时他坐在飞往广西的飞机上,外面夜色深沉。与富田直亮同行是另一名日本军官,他把两人即将做的事情视为“补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给予众多中国人的苦难与损失”。

  对广西,富田直亮并不陌生。1944年,日军与国军在桂林、柳州地区展开惨烈会战,富田直亮担任参谋长的23军是主力之一。最终,日军攻占桂林,大肆杀掠,甚至将中国军队千余人围堵在七星岩溶洞里,施放毒气,全部杀害。

  这一次,曾经的死敌开始合作。两人只是从广西路过,第二天就转战重庆。“总统府”专车已在机场等待,随即,他们乘车到重庆郊外一栋洋楼里,与蒋介石会面。蒋介石希望他们能到前线视察甚至指导国军的行动。

  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宣告成立一个月,但战火并未平息。在国共双方战事进入尾声阶段,日本军人的影子开始闪现。富田直亮到达重庆十天前,解放军展开对金门岛古宁头海岸的登陆作战。在很多史料记述中,国军出现了一位名叫根本博的日本中将,他阻止了国军阻击解放军登陆的计划,改为“口袋战术”,待解放军登陆后,再合力围攻。

  “金门古宁头的战争,完全跟(日本)宫岛之战一模一样,怎么守,怎么伪装,要让他们攻来以后,再开始(进攻),都一模一样。”旅日作家黄文雄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这场令解放军惨败的战役,在大陆被称为“金门战役”,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两岸历史。“国民党军在金门岛的胜利,也使得共产党军队不得不重整对台湾的攻势,从而给国民党争取了宝贵的时间。”野岛刚分析道,“随着朝鲜战争爆发和美军介入,海峡两岸分离的形势固定化。假使金门在这次攻势中陷落,共产党的‘解放台湾’或许会在朝鲜战争之前实现!”

  这是战争末期,国民党少有的一次胜利。十多天后,富田直亮和同伴到达重庆前线时,发现接连的军事失败已让国军士气极为低落。国军将领对敌情掌握不足,甚至到了幼稚的程度。

  根据调查结果,富田直亮得出并不乐观的判断:若不在对方进入四川盆地前发动攻势,便无法挽回形势。《蒋介石的影子兵团:白团物语》一书作者杨碧川说,在这种情况下,富田直亮的终极建议是,“陷在那里,还不如回到台湾保住这块老本。”

  匆忙赶来的富田直亮没能像根本博一般有所作为,重庆终究失守,国民党政府仓皇退守台湾,但蒋介石对这些日本顾问的印象仍然很好。11月18日,与富田直亮会面后,蒋介石还特意在日记中写道:“其对西南战线之敌情及地形判断甚为正确。”


  “平生最黑暗、最悲惨之一年”


  蒋介石一直有写日记的习惯,57年未曾中断。1946年1月20日,蒋介石大概一天都在为阎锡山的事情生气,等到写日记时,他还记着这个远在山西的同僚,提笔写下:“阎利用日俘,不能遵令解除其武装,乃为匪部藉口,甚不争气也。”

  舆论已经吵起来了,抗战结束后,阎锡山收编了很多日本兵,利用他们扩充实力,并从事反共活动。一些日本兵被俘后,共产党因此痛批国民党“联日卖国”。

  抗战胜利后,国共双方都曾收编过日本兵。人民日报社下属的《大地》杂志2001年曾报道,东北地区解放军至少曾收编日军一万一千多人。据当时统计资料,这些日本人主要分布在卫生部、军工部、军需部内的技术部门。

  当时,中国经历长期战乱,社会系统全面瘫痪,“日本人——不只是旧军人,也包括一般老百姓拥有的知识和技术,都是中国人想要获得的”,野岛刚分析道,为了积蓄力量、应付预计会爆发的战争,“国民党和共产党,纷纷出手”。

  虽然在日记中痛斥阎锡山,蒋介石其实也在拉拢日本人。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发表了那通著名的“不念旧恶、与人为善”的讲话(在日本被宣传为“以德报怨”)。不过此时,他只是想阻止日本人向共产党投降。

  “蒋介石必须确保日军完全站在国民党一边,彻底消除共产党分享胜利成果的可能性。”日本大东文化大学国际关系学部教授鹿锡俊接受本刊采访时说,蒋很清楚继承日军装备将直接影响国共两党势力的此消彼长。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甚至干扰对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审判。中国战区战犯法庭的审判法官接到命令,必须判冈村宁次无罪。当冈村以“无罪”之身搭乘美国军舰回到日本,他仍享受到盟军参谋部将军待遇的接待规格。驻日盟军总司令部(GHQ)副参谋长派人去医院见冈村,冈村直率地提出:“为了将南下的共军阻挡在扬子江一线,希望美军能够派遣两个师到华中地区。”

  “GHQ和日本旧军人势力,以及蒋介石的反共联线当时已经形成。”野岛刚读到这些材料很惊讶。

  只是,这个同盟并不牢固。随着蒋介石政府节节败退,以及因为腐败等问题带来的国际质疑,美国杜鲁门政府开始调整对华政策。1949年8月5日,国共内战最焦灼、蒋介石最脆弱的时候,美国政府发表了《中国白皮书》,清算了美国与国民政府的关系,预言共产党将获胜。

  几年前,还跟美英苏领导人平起平坐的蒋介石,此时却成了人人抛弃的对象。1949年1月,在李宗仁、白崇禧等军阀压力下,蒋介石被迫宣布下野。虽然实权仍在,但在国民党政权存亡时刻,这仍是一次巨大冲击。

  听到美国“白皮书”的消息后,蒋更是悲愤难抑,称“白皮书”为“中国最大之国耻”。而在10月31日的生日日记中,他回顾整个1949年,认为这是他“平生最黑暗、最悲惨之一年”。“凄凉”、“愧惶”、“了此一生”等悲观词语,在这一年的日记中也时有出现。

  之后几天,蒋介石一直在思考如何能洗刷耻辱,部署反击,最终,他决定启用之前就已密部署的一枚棋子。8月9日,从重庆飞回台湾的他,召见当时台湾的保安副总司令彭孟缉,“令其准备招待日人事”。

  “当时的蒋介石心里大概是想着:美国已经不可倚靠了,剩下的就只有日本了吧1野岛刚向本刊分析道。即将失去权力的时候,蒋介石也不再顾忌“丧失国格”的问题。他立刻安排曹士澄执行秘密任务,拟定“借日反共”计划。


  秘密社团


  高轮区是东京的一个高端住宅区,很多政界及财经高官贵胄聚集此地。这个现象,从明治时代之后一直延续至今。

  1949年9月10日,富田直亮悄悄来到高轮区一个小旅馆,拉开门,进入一间和室。和室空间狭小,但不断有人进来,很快就聚满了14人。玄关外,还有一名“中华民国”驻日代表处武官负责站岗,以防突发事态。

  和室里,除富田直亮,还有冈村宁次、国民党驻日代表团第一处处长曹士澄及其他11名日本陆军军官。

  过去几个月里,曹士澄一直通过冈村宁次秘密和日本军官联系,试图组建一支队伍,协助国民党反共。一直对蒋介石抱有感激之情的冈村宁次也有此意,于是秘密联系了小笠原清、富田直亮等人。最终他们齐聚高轮这家旅馆,签订盟约书。

  同遭到美国抛弃的蒋介石一样,这些日本军人也是被抛弃的群体。因为GHQ的压力,日本政府禁止战犯、前军人和参与战争的其他人担任公职。而因为当时日本国内反战情绪,一些私人企业也不愿雇用他们。很多人连基本生活都成问题。这时,日本舆论一直宣传“以德报怨”的蒋介石向他们抛出一项待遇优厚的工作,自然吸引一批人参与。

  但并非像很多白团成员后期宣传,参加者目标一致、非常团结。也有人不愿为了钱再次投入战争。另一位白团骨干、前陆军少佐泷山表示:“物色白团人选的行动就像战前共产党活动,完全以地下潜伏的方式进行。他们辗转各地,以朋友住所为据点,或是召唤锁定的陆海军军官前来,或是亲自登门造访,透过不断的密谈,诱劝他们前往台湾。”有时这种谈话中难免流露出强制色彩。泷山就曾受到相关人员的恐吓:不参加白团,就借驻日盟军之手,派他到朝鲜战场去。

  这是一个充满风险的事情。GHQ不仅限制日本军人出任公职,而且处处提防日本军人的军事行动。对身为战胜国的“中华民国”而言,这又明显违背波茨坦宣言精神(摧毁日军,解除日本军事力量等)。因此,盟书各处可见隐字,将涉及人员和机构等信息隐去。野岛刚说,这是一种确保文书不慎流出,“也绝对没有人能得知立约者究竟是谁的保密机制”。

  富田直亮成为这个项目的团长。他留着一撮小胡子,但因为小胡子在中国几乎是日本人的代名词,于是他应曹士澄的要求,将胡子剃掉。为了掩盖日本人身份,每个团员都起了中文名字,富田直亮以后就叫白鸿亮了——因为他的“中文姓”,同时也为了昭示与红色共产党对抗之意,这个组织取名为“白团”。

  在野岛刚看来,这些与国民政府定盟的日本军人,是一种变相的“雇佣兵”。白团人员不但享受和日本军队原等级相当的待遇,同时国民政府保证承担其成员一切衣食住行。台湾还支付了团员动身费(团长20万日元,团员8万日元)、给予家人的安家费(每月3万日元),并许诺提供离任费。相较之下,当时1950年日本大学毕业生的平均起薪不过3000日元。

  白团成员都是分批偷渡到香港,再等待机会坐船到台湾。离开前,他们甚至没有告诉家人真实的目的地,一些人更是不辞而别。那些刚从战场上把丈夫等回来的妻子,又去报警寻找丈夫。在香港等待时,为了避免暴露身份,团员们公开场合闭口不言,当地人常把他们视做哑巴。

  富田直亮和另一名成员持着由台湾当局日本代表处包办的假证件,经香港赶到台湾。又从台湾到重庆,成为极少数目睹国民党丧失大陆最后那一瞬的日本兵。


  蒋介石的“小目标”


  富田直亮忽然欺身上前,揪住一名国军将领的衣领,摆出一副要痛揍对方的样子。大家吓了一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时候富田开口了:“战争,就是拘束敌人,然后展开攻击。若是能先让敌人陷于无法逃跑的境地,必然能给予对方重大打击。”

  这是富田直亮给国军将领上培训课时的一幕。

  对于日本人,蒋介石原本有个大目标:在台湾组建十万人的“义勇军”,将台湾青年军与日本军人以9:1比例混编,排长以上的技术人员和领导人员均由日本军官担任,成为歼灭解放军的骨干。但这个计划很快破灭,征招如此众多日本兵并不现实,而且,白团刚刚成立,国民党就丢了大陆。

  白团只能先开始蒋介石的那个“小目标”:注重于教育训练及建立制度。蒋介石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在日记中,他不止一次写到国军存在的种种弊玻比如他在1948年9月28日写道:“济南战役的失败……最重要的原因,乃是高级司令部人事及组织方面督导统驭无方。”1949年3月28日,他又写下:“军事教育及高等教育的失败,乃是最大的根本原因。”

  蒋本人常去白团听课,尤其是富田直亮的课。1950年9月底10月初,他一直在听富田直亮讲武士道,经常在日记中记下体会,诸如:“白鸿亮(富田直亮)总教官的武士道课程,对学生而言有如照亮黑暗的一道光芒,令人深感欣慰。”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像他那样,对这些日本人心存好感。就连蒋介石一向倚重的陈诚、孙立人等高官都极为不满,看到昔日的手下败将如今在台湾摇身变成教官,十分反感,有人公开抱怨,“怎么能让这些被打败的家伙充当军事教官呢?”孙立人更是当面对白团教官说:“跟你们有什么好学的?你们是我的手下败将,要学我们也应该向美国人学。”

  这一度令蒋介石非常困扰。1950年1月12日中午,蒋介石专门召集将级军官,听取他们的意见,“然而他们似乎仍旧难以磨灭八年间的抗日心态。既是如此,对于活用日本人一事,显有必要再做更进一步检讨”。

  2月22日,蒋介石又花了一个小时,“向众人说明‘无中国则日本必不能独存,而若无日本,则中国亦不能迈向独立之道’的道理”。三个月后,他又赶到圆山革命实践院,向军官点名训话,“历陈雇用日本教官之重要性,以及中日两国未来携手团结,共倡大亚洲主义之必要意义”。

  蒋介石如此重视此事,除了确实想通过白团改变国军状态外,也有自己的心思。

  “白团成为蒋介石治理军队腐化问题的良机。”陈鹏仁接受本刊采访时告诉记者。陈鹏仁曾担任国民党史委员会主任,现任台湾文化大学日本研究所所长。据他介绍,在中央军与地方军阀不断结合过程中,东北军、西北军、桂军、山西军等地方军阀势力都在未曾打散的情况下编入了“国军”阵容,而作为蒋介石权力基础的黄埔系却始终无法完全压制其他旧军阀。白团时期,蒋介石对日本教官在官员考核中的评分相当倚重。“身处军阀派系之外的日本教官被认为象征着公正公平。蒋介石本人也把白团所打分数作为考量官员晋升的重要指标。”

  当时白团协助蒋介石培训军官的形式极为多样,有专门训练师团长、兵团参谋长以上高级军官的“长期高级班”,也有训练兵团参谋、连队长级军官的“短期中级班”。具体接受白团培训的军官数量目前无法考证,但据曹士澄回忆,光是从1952年8月到1959年3月底,“白团”配合台湾“国防部”在石牌成立动员干部训练班,就培训了两万多人。

  国民党陆军驻新竹湖口第32师,是白团培训出的第一个“试验品”。

  过去32师仗着美式装备,战力不强脾气却很大,战术极为粗放,动不动就想把某某地方炸平,成吨炸弹如洒水般扔完,却最终屡战屡败。“白团”为该师精心编写教材,制定培训计划。一年半后,他们在国军番队演习中成绩位列第一,连接受美式训练、原本对日本人不以为然的孙立人,也对训练成果尤其是夜战成果相当满意。32师因此被蒋介石授予了“中山师”勋号,成为“总统府直属卫队”,而其中96团更成为“总统府”的警卫部队。


  反攻大陆操盘手


  2015月10日25日,时任台湾当局“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身穿白色衬衣、蓝色牛仔裤,站在临时搭起来的舞台上。她拿着话筒,大声问台下民众:在座比较年长的朋友,你们小时候有没有唱过一首歌?她顿了一下,握紧拳头的右手举了起来:《反攻大陆去》。台下很多人高声应和:“有!”

  接着,她带着听众一起唱了起来:“……大陆是我们的国土,大陆是我们的疆域……我们要反攻回去,我们要反攻回去……把大陆收复,把大陆收复。”

  现在听起来有些荒诞,但在蒋介石统治时代,这是一首非常流行的“爱国”歌曲。也是很多人真心相信的东西。1950年代,有国军家属冒着风险,千辛万苦来台与其团聚。不想丈夫第一句话就是:“你们来做什么?”在他心里,很快国民党就要反攻回去了,台湾只是暂居之地。

  1950年3月13日,蒋介石才正式宣布“复行视事”,发表“复职的目的与使命”宣告:1年整训,2年反攻,3年成功!可以说,从他理论上复职之日起,“反攻大陆”就成为其政权合法性的基础。只是反攻期限总是会稍有调整。两个月后,国民党继续从大陆周边岛屿撤退,蒋介石又发表“国军告大陆同胞书”宣告:1年准备,2年反攻,3年扫荡,5年成功!

  美国又在蒋介石的关键时刻出手了。1950年1月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不介入台湾海峡”,还将台湾和朝鲜半岛排除在美军的最后防守线之外。5月份美国甚至要求驻台湾“大使馆”人员准备撤离,并认真考虑蒋介石败北逃亡时的落脚点。

  蒋介石不得不将希望再次寄托于日本人身上。虽然目前还不清楚蒋介石最早要求白团研究“反攻大陆”方案的具体时间,但野岛刚在调查时,获得富田直亮重要助手户梶金次郎的日记。据其中记载,白团从1952年9月开始研究这一计划,代号“光计划”。

  这一时期对台湾来说确实是最好的一个反攻机会。当时大陆陷入朝鲜战争,无暇南顾。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东亚部主任林孝庭在《台海冷战解密档案》中介绍,当时白团在国民党得不到任何援助的情况下,制定了这一计划。他们并未采取蒋介石一直希望的以浙江、福建为反攻目标的战略,而是以珠三角为假想目标发动登陆战。这主要是考虑到在当时,物产更丰富的广东比福建更有战备补给价值。

  这份计划一直到1953年6月左右才最终完成。6月11日,蒋介石亲率幕僚到白团工作地,听富田直亮说明这一计划。蒋介石相当满意,在当天日记中写道:“其方针与余原意相同,今后准备工作应积极指导。”

  据白团估计,要实现这份计划,在未来数年内,蒋介石必须设法添购1650架战机、建造总数高达29万8千吨的海军舰艇,以及扩编一支规模达60个师的地面部队。如果能在1958年前完成这些准备工作,便可在当年春天展开第一波军事反攻。

  部队人数的准备工作早已展开,也是由白团提出的方案。除了培训国民党军官外,在蒋介石的“强烈期望”下,白团开始为台湾设计一套军事动员制度。

  据史料记载,退守台湾的国军很多都是老弱病残:最年轻的有8岁小孩,穿军装归卫生队干跑腿工作。70多岁的老兵,拿竹竿,赶着300到500只鸭子,从事军队食粮生产工作。

  不仅如此,白团成员还发现,当时在台湾,没有实施动员和征兵的基础,连兵役制都很难推行。国军也没有可以动员的后备兵力,毫无组织可言。为了改变这种情况,白团成立了“复兴省动员准备委员会”,开设“动员干部训练班”,为台湾设计军事动员制度。

  “这个动员制度,是白团对台湾最大的贡献。”前台湾“行政院长”郝柏村说。这个制度现在仍在台湾施行,“把已经当过兵的、退伍的,他已经做了大老板,不管他,他还没有满45岁之前,随时要叫到部队来。要打仗,要动员起来。如果达成动员,我们一次可以动员五十万人。”


  从“训练团”到“实践小组”


  “上世纪50年代后期,白团势力逐渐衰落。”2016年11月20日,坐在北京花家地的单向街书店咖啡厅,野岛刚告诉记者,这种衰落背后与蒋介石希望倚靠白团开展反攻大陆计划的逐渐无望息息相关。

  当天,野岛刚在这家书店举办了一场白团历史的对谈会。活动中,一个坐在前排的男生问道:“蒋介石原本想靠白团消灭共产党,又没实现,应该怎么评价他们的价值呢?”

  回看历史中不同势力的对抗,人们总是难以超越成王败寇的评判视角。蒋介石当时虽然希望依靠白团,打赢共产党、成功反攻大陆,但这个问题,并非他能最终左右,遑论白团。

  1953年,美国换了总统,艾森豪威尔上台,对台政策发生根本逆转。这位新总统在年度国情咨文中宣布,解除台湾海峡中立化政策。这无疑给双方签署安保条约提供了一个新机会。当时蒋介石也在积极谋划,派部队参加朝鲜战争协助美国,之后再以此换来美国巨额军事援助,为自己“反攻大陆”计划增添筹码。

  一直到朝鲜战争结束,美国都没有正面回应蒋介石的出兵计划。蒋介石并未打消对美国的希望,通过美国军方渠道提交了一份计划,希望美军提供装备,协助扩编60个师的国军部队。“其精神与大纲,不啻为稍早白团提出‘光计划’的翻版”,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东亚部主任林孝庭分析道。但这个计划同样迟迟没有得到回应。

  事实上,美国不但对蒋的反攻计划兴趣寥寥,对白团参与到两岸事务中也非常不满。美国很早就知道蒋介石雇用日本军人的事情,一开始并未明确反对。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开始向台湾派军事顾问团,当时的团长威廉·蔡斯曾明确表示,美国对各国进行军事援助的先决条件之一是:“只能雇用美国军事顾问。”这其实是逼迫蒋介石解散白团。而在日本,冈村宁次也开始受到GHQ的压力。

  蒋介石不得一再缩减白团规模,从顶峰时的76人,缩减到25人,到1964年又减少到5人。白团在台湾的官方名称,也从“圆山军官训练团”转为平民色彩的“实践学社”。等剩下5个人的时候,又改称“实践小组”。

  蒋介石对美军的不断让步,加上朝鲜战争后,大陆发起金门炮战,美国终于与之签订所谓《中美互防条约》。这无疑强化了国民党在台湾的防御力量,但条约里也对蒋介石“反攻大陆”计划进行了抑制。这之后,虽然蒋介石在白团“光计划”基础上,又指示国军将领陆续制定了“凯旋计划”、“巨光计划”、“国光计划”等反攻计划,但蒋介石也清楚,若无美国的全力相助,所有计划都不过是纸上谈?兵。

  到后期,打着“反共”旗号而来的白团,也日渐失望和懈担接下的几年里,白团尽管还间歇性向蒋介石提交反攻作战计划书,但白团内部几乎达成了共识——呈报给蒋介石一些华而不实的反攻计划,不过是一种普遍风潮而已。

  不少教官的日程被各种娱乐活动占据。白团内部也根据陆军、海军等不同兵种分有派系,不同派系间难免不和,有些人甚至会发生醉酒斗殴事件。据户梶金次郎日记记载,1962年开始,几乎每天他都会和富田直亮下棋,然后把战绩记录在日记中。刚刚抵达台湾时,户梶还曾感慨,眼前的成员“就是(日本)帝国陆军海军最后的遗产”,但现在,这种“遗产”也眼看要消散。

  1964年11月,户梶收到归国通知,白团留在台湾的缩减到5人。又过了四年,1968年,其中4人也撤离台湾。1969年2月,白团在东京宣告解散。

  富田直亮原本想和同僚一起回国,但蒋介石却希望他能够继续留在台湾。当时的台湾,再次处于国际政治的风雨飘摇中。美国一直试图与大陆建立外交关系,日本与台湾的外交摩擦也一直不断。没有人知道,蒋介石留下富田直亮是为了留下一点虚幻的希望,还仅仅是因为感情上的不舍。但最终,两人都看到了当年反攻大陆目标的最终破碎,台湾,成了国际上的一座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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